耄耋之年，我的内心腕底已渐渐无力，提笔作画已成奢望，诗境然我对艺术的谈艺敬畏与痴迷，从未消减半分。直抵蓦然回首，内心无论是诗境抗战年代随家人远避黔北，还是谈艺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与执教，所有的直抵际遇，都融入近期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的内心“峰高无坦途”捐赠展的一幅幅作品里。

这批捐赠共计3600余幅作品，诗境包括我毕生所积的谈艺667幅单页速写、42册速写本(2763幅)以及261件中国画。直抵将这些作品尽数托付给母校，内心并非一时冲动，诗境而是我数载沉思后的郑重抉择。事实上，这将是我艺术人生的终章。我祈愿这批捐赠能成为中央美院山水画教学的一块“化石”，为后来者梳理“李家山水”的传承脉络提供一份真实样本，这便是我此刻所理解的“人生如愿”。

如恩师李可染倡导的“山川乡国情”，山水画家的艺术生命应该与祖国的河山融为一体。艺术之路，于我便是一场关于“为祖国河山立传”的漫长苦学与修行。1958年，我考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时，正是“李家山水”教学体系初创时期。作为李可染先生亲自授业的首批学生，我深知自己接过的不仅是画笔，更是“苦学派”的精神衣钵。在那个中国画面临“生死存亡”的年代，李可染、张仃等前辈以写生为突破口，开启了山水画的革新与现代转型。这不仅是中国画技法的改良，更是观察方式与审美体系的重塑。而我，有幸成为这一转型历程的亲历者。

“守正”二字，在我看来是对“为祖国河山立传”这一正大气象的持守。在李可染先生教导下，我未沉溺于文人墨戏的小情趣，而是试图将个体生命熔铸于再现祖国壮美河山的艺术实践之中。治学上，我恪守“学到手再变”的铁律，鄙弃一切躐等与投机。我坚守素描乃绘画之基石的主张，其不仅能训练技艺，更能培养科学观察与思维方式，这与恩师感叹“如果可能，我还要再学十年素描”的本心一脉相承。笔墨上，我穷尽一生钻研恩师的积墨法，力求墨色苍润朴茂，线条沉静老辣。曾有同道坦言：“在墨色的运用上，能接近李可染先生高度的，唯有李行简。”这份“接近”，是对我忠诚于正脉的肯定，亦是我在艺坛纷扰中，能够笃守“山川乡国情”之理念，且不迎合、盲从时俗的底气。

数十载光阴，无论行走于何处，我都习惯背着一个装有铅笔和速写本的书包。速写，是对景写生时心灵与自然造化的对话。正是这海量的速写，助我在寻常景观中练就一双发现诗意的眼睛。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《桅樯林立》，便是在无数次的观看与琢磨中诞生的，我从中捕获到了光影流转的秘密。

守正如根，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厚土；苦学如履，是画家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的日课。此次捐赠的3000余幅速写，正是我默默行走于千里江山的忠实印记。数十年来，我以“峰高无坦途”自省，并曾为此制印一方，边款刻有“敬刊染师语自励”。在追求短平快的当下，我依旧笃信：艺术创作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打磨，更离不开那份匠人般的虔诚与钻研。

我的创作之路，也曾面临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的质疑。早期，我深入钻研师门精髓，甚至被人认为与恩师艺术风格高度相似。但我深知，对传统与师门风格的承续并非简单复制，而是要“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。按照可染先生“专攻一家、博采众长、融而化之”的教导，我在逐渐领会了积墨法三昧后，才开始“化古”的尝试。

从早期的外光写实到后期的内光写意，我的画笔逐渐穿透自然表象，直抵内心诗境。在《雨中小巷》《峨眉山老洞遇雨图》《春到紫禁城》(见上图)等作品中，我尝试在恩师“黑、满、崛、涩”的雄浑画面结构中，化入属于自己性情的“轻、雅、逸”，试图消解山水主体与背景的界限，让构图变得灵动，并探索在静谧的画面中描绘出山溪潺潺、霜叶飒飒、行旅跫音与柳浪拂风的合奏，以期与观者之心声相应。

登艺术之巅，从无通衢大道，唯有以真诚为杖，方能蹚出一条通往“朴素深刻”的蹊径。新时代，面对科技浪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，艺术家在真诚表达自我的同时，更应肩负起社会责任。我愿以此批捐赠，为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当代中国画的教学发展，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)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6年05月10日 08 版)

李行简